深夜兩點，距里爾一刻鐘車程外的阿斯克新城（Villeneuve d'Ascq）郊區，一戶人家燈火通明。
過了堡壘，在某條街口右轉進去就是老里爾，古韻猶存的法蘭德斯建築構成一片高級住宅區，坐落於這座城市的北隅。往里爾聖母主座教堂的石板街道上有幾間餐廳，很常能看到挺著肚腩的中年人，在暮色裡享受餐後酒敘。岔路口的「尊榮酒吧」是形形色色的年輕男女愛去的地方；唯有在那個地方，人們才真正實踐了共和國的三大信條：「自由、平等、博愛」。在酒吧門口呆呆地杵著，快節奏的電音傳了出來，與法蘭德斯的北國情調扭扭捏捏地交融在一塊兒。對街的男人繼續飲酒暢談、繼續挺著飽餐一頓的肚皮。啤酒、薯條與肚腩，組成這座洋溢著法蘭德斯風格的古城。噢不！是鐘樓、巨人傳說與馬洛瓦乳酪。（要操政治正確的語言並不困難。）
我的香檳金霧面外殼行李箱在第二航廈的旋轉托盤上徐徐滑至我的面前，拎起來的剎那間，腦中一片空白。爾後，尤其在夜裡，片段記憶才逐漸浮現。
里爾法蘭德斯車站。
二○一二年七月十一日，我終於如願以償，逃離這座鬼城。最後一天從大學互助會宿舍會計部取回押金五百九十五歐元現鈔，又在前往法蘭德斯車站的十二號公車上用完最後一張 Transpole 車票，心裡有種膚淺的欣慰。前一夜在 O´Scotland 酒吧半醉之際憶起離去的好友，潸然淚下，在這般適合描寫意識流的情境下，鄰居們以為我發酒瘋，便把我弄回房間躺下。
兩個月後，我成為一名合格的生還者。
這段時間裡，我常常問自己，我到底算不算有病，我的病究竟會不會好。經過幾次諮詢，得到的結論是藥物只有輔助效果，其他還是要靠自己調適，但是一旦決定吃藥就要按時吃，不能有一餐沒一餐或是自己停藥。果然，吃藥之後，緊繃的舒緩只是肌肉被藥效鬆弛，外表笑嘻嘻的誰都裝得出來，情緒低落卻不是藥物可以改善的。到現在即便是壓力源已經解除，我的症狀仍舊蔓延，有時感覺身體不是自己的。
於是，病歷上添了一條「精神官能性憂鬱症」，接著被 Lorazin 的副作用折磨。
片段回憶中，最後一次開心出遊是在六月底的某一天，兩個人若無其事地搭捷運到松山機場，肩後各一只背包就跳上復興航空的小飛機到花蓮。靜靜地在七星潭的礫石灘待上片刻，心中喜悅掩蓋難耐的炙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