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兩點，距里爾一刻鐘車程外的阿斯克新城（Villeneuve d'Ascq）郊區，一戶人家燈火通明。
過了堡壘，在某條街口右轉進去就是老里爾，古韻猶存的法蘭德斯建築構成一片高級住宅區，坐落於這座城市的北隅。往里爾聖母主座教堂的石板街道上有幾間餐廳，很常能看到挺著肚腩的中年人，在暮色裡享受餐後酒敘。岔路口的「尊榮酒吧」是形形色色的年輕男女愛去的地方；唯有在那個地方，人們才真正實踐了共和國的三大信條：「自由、平等、博愛」。在酒吧門口呆呆地杵著，快節奏的電音傳了出來，與法蘭德斯的北國情調扭扭捏捏地交融在一塊兒。對街的男人繼續飲酒暢談、繼續挺著飽餐一頓的肚皮。啤酒、薯條與肚腩，組成這座洋溢著法蘭德斯風格的古城。噢不！是鐘樓、巨人傳說與馬洛瓦乳酪。（要操政治正確的語言並不困難。）
地點：臺北Ｘ斯托兒所家長座談會。
人們說：「書到用時方恨少。」至少還知道原因是書讀得少，但口譯似乎不需要讀什麼書，不知該恨的是什麼，肯定是練習太少。我的搭檔德拉根‧詹很沉穩地幫我擋了大半，倘若只有我一人，肯定是譯得很「精簡」，精簡到比正常的摘要還要短，完全漏掉細節，之後被列入黑名單。家長們的英語水平很高，似乎不需要聽口譯，但也沒有挑戰我的口譯內容，至少如果有質疑的話也只是放在心裡，沒有當面說「你翻錯了」之類的話。我其實並沒有很緊張，只是覺得記憶力很不好，聽到了、聽懂了，要翻的時候就忘了，這離「專業」還有很長一段距離。部分家長直接以英語與教師問答，切入的時間點可能都很尷尬，因此我們就沒有翻譯問答的部分，或許真正需要聽口譯的家長也不好意思承認並要求。我誠心認為，這沒有什麼好尷尬的，中華民國人說中華民國的國語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漢語授課與「國際化」背道而馳？
在英語成為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時代，中文竟然成為阻礙國際化的障礙物，這個情況在臺灣尤其嚴重。臺灣對「英語」角色、價值的扭曲已經達到一個病入膏肓的境界，很大一部份要歸咎於馬英九先生（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對英語及英語教育過度重視，許多政治人物（無論在口號、噱頭層次，或是打從內心地）將「新加坡」做為榜樣；「英語」與「國際化」因而產生了異常強烈但又失真的關聯性。此一情形在大學中最為明顯。這一陣子新聞報導中可以發現「英語授課」與「國際化」課程強烈掛勾，彷彿只要用英語授課，整堂課的格調就變高了。平心而論，英語對國際化程度帶來提升是無庸置疑的，但並非國際化過程的核心。「國際化」是一種觀念、一種態度，而非建構於語言的選擇。
我的「法國文學名著選讀」期末報告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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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談我想以《印度支那》這部電影作為這次報告主題的動機。在看這部電影之前，就我們在那個時候已經讀到的作品來說，我大概有興趣想要作報告的是《克萊芙夫人》這本小說，我原本還去圖書館借了整本小說。（…）這門課選讀的作品的年代都是屬於十七世紀，但我自己其實比較期待近、現代一些的作品；在這個學期看到這部電影我覺得很充實，因為它可以討論的面相很廣，而且它不用考翻譯、已經有中文字幕了；反而是為了作報告我必須回去找原文的臺詞。
無用之用？
假如你看到標題之後認為我將要為文學辯護，那你就錯了。相反地，我會毫無掩飾地宣稱文學無用。有朝一日我甚至會反對文學作為一個學科，但那還是未定之事。
上個學期，在我對文學的興趣喪盡之際，選到一門必選修課「二十世紀美國文學」，稍微扭轉了我對外國文學長久累積的壞印象；這學期選到「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談 John Henry Newman 的《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當中闡述大學／教育的用處的時候，授課教師突然討論起文學的用處，於是我大感失望。我記得去年上「1600-1800英國文學」(改制前的課程名稱)，那時的授課教師也討論這個話題，而且討論了將近整個學期；幾乎可以說他整個課程的宗旨就是告訴你文學的用處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