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梅特夫人的假期。
共和國人民喜歡寫信，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寫信，但事實上效率不高。有點兒類似《中央車站》的場景，寫信的行為僅止於形式，人們也以此形式而滿足，不在乎是否真正寄達。我給勒梅特夫人捎了不下十封信，有回音的信件，嚴格來說只有兩封。
有一次我決定給勒梅特夫人打一通電話，詢問他是否收到我的匯款，他問了我的名字和匯款日期之後查詢一番，就告訴我「有，收到了」。我追問他是否收到我的來信，他問我寄信日期之後敲敲鍵盤查詢，也說有收到。我告訴他因為沒有收到回信的關係，所以感到擔心；他的回應是「這很正常」。不過，有一個問題是我無論怎麼問、無論問了幾次都得不到答案的：我是否可以在七月十八日搬進房間裡？每次得到的答案都不同。如果回答我「不行」，我反而好處理，比方說我就可以開始另覓棲地，但他只回答一句簡單的「我不知道」。這簡直是被傳喚到庭上的證人不甘不願的標準答案。
沉寂數週後，離我前往共和國的日子越來越近，我不得不再次與勒梅特夫人聯絡。「您好，請問勒梅特夫人在嗎？」「他正在度假。」「這樣的話，我是否還是能向您說明我的情況呢？」這回我總算得到稍微正面一些的回應：日期沒有問題，合約只需要當場簽署即可。他還主動告訴我，他有收到我寄給勒梅特夫人的信。看來，共和國的確很不流行回信，真是個有特色的國情。講四分鐘電話花四塊錢，我正自忖是不是買太多點數了，幸好沒有使用期限。另外，我強烈意識到我的聽力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到共和國以後應該頗有起爭執的機會，如果聽力不好，吵贏的勝算就會變得很渺茫。
不過，儘管接電話的女士給我正面的答案，仍然有可能等我真正抵達的時候發生變卦，在那凡事看運氣的國度，我不得不另尋可退之路。有人說，這是一種浪漫。我尊重這種看法。
六月廿七日，飛機起飛前第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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